湘江上游交通格局变化与湘江源头认知转变

　　陈义勇1 杨建军2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2 湖南省蓝山县旅游局 湖南永州 425800)

　　摘要：本文梳理了湘江上游地区湘、桂之间交通格局的变化及湘江源头认知的转变过程。传统观念认为，湘江源于广西桂林的海洋河，现代水文实测及研究表明，湘江的真正源头是潇水。对史料梳理发现：先秦时期，湘桂间主要交通线是位于潇水上游的潇贺古道，而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正确记载了湘江源头的所在。秦代修筑了灵渠，沟通了湘江上游和漓江上游，湘桂间主要交通线变为灵渠水道，而对湘江源头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人们错误的以为海洋河是湘江的源头，这一错误观念流传两千年之久。湘江上游交通格局的变化影响了湘江源头的认知，同时湘江源头的认知过程也反映了区域交通格局的变化过程。

　　关键词：湘江 潇水 灵渠 潇贺古道 交通格局变化

　　The Transportation routes Shift in Upper-Xiangjiang River Basin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iverhead of Xiangjiang River in Hunan Province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review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shift of the transportation routes between Hunan province and Guangxi autonomous area in Upper-Xiangjiang river basin, and discusses its impact to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iverhead of Xiangjiang River.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Xiangjiang River originates from Guilin Area, Guangxi Province. The latest hydrology study shows the actual riverhead of Xiangjiang river is Xiaoshui River. Through historical literature, we discovery it w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ngqu canal, which connect the Upper Xiangjiang River and Upper Lijiang River, that formed the wrong perception which lasted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Key words:Xiangjiang River, Xiaoshui River, Lingqu Canal, Xiaohe ancient road, Shift of Transportation routes

　　一、引言

　　湘江是长江中游重要支流，湖南省第一大河，本源于湖南省蓝山县，上游今称潇水。但历史上由于秦代灵渠的修筑，区域地理格局发生变化，使得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湘江发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灵川县海洋山下的海洋河，而潇水仅为一支流，此错误观念流传达两千年之久，直至今天的各种权威文献之记载仍旧沿袭。

　　有趣的是，在灵渠修筑以前的先秦时期，曾经有过对湘江源头非常正确的认识。《山海经》载，“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1]。中国古代传说中，舜帝葬于湖南的九嶷山(又作九疑山)。《读史方舆纪要》说：“九疑山，在永州府道州宁远县南六十里。《衡郡志》：山在衡州府桂阳州蓝山县西南五十里。”[2]，相当于今天湖南省蓝山县、宁远县的南部山区。九疑山东南山麓下，即是潇水的源头所在(今蓝山县紫良瑶族自治乡)(图1)。《山海经》记载的湘江源头，正是发源于九疑山东南山麓，西行绕过九疑山南，最后往北流去的潇水。可见，《山海经》是正确地记载了湘江源头的所在地。

　　图 1 潇水、海洋河与灵渠、漓江位置关系

　　对于湘江源头的认知过程，笔者曾撰文进行详细考证，以水文数据做支撑，在梳理历代文献记载的基础上，探悉了湘江源头问题的来龙去脉[3]。然而为何对于湘江源头的认知会存在一个逐渐和反复的过程，错误观念又何以深入人心，这与岭南历史交通发展之间的关系，阐述未尽，故本文从湘江源头认知过程出发，探讨了湘江上游地区历史交通变化过程，及湘江上游交通格局变化与湘江源头认知转变之间的关系。

　　二、 先秦时期湘江上游地域开发和交通格局

　　(一)湘江上游的区域开发

　　《山海经》载“湘江源于舜葬东南陬”。舜乃古代传说中的上古圣王，三皇五帝之一，功德盖世，在后世具有很高的威望和深远的影响。“舜葬江南九疑”的说法见于许多古代文献的记载。《史记》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4]。《山海经·海内南经》载：“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井于阴” ，记载了舜帝葬地的方位，即舜帝葬在九疑山的南坡。明万历《九疑山志》：“香炉石，有足有耳，形质天然。其间有冢，以铜为碑，字迹泯灭不可认，或疑为舜冢”，进一步指出舜帝葬地是在九疑山主峰之一的香炉石。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西汉初年帛书古地图，也明确标示出九疑山为舜葬之地。根据马王堆地形图所示，帝舜陵庙标示在深水源头处，而“深水”正是现代地理上所说的潇水正源，其源头就是蓝山县紫良瑶族自治乡野狗岭，在其源头东北不远处就是帝舜葬地——九疑山主峰香炉石。马王堆地形图所示与上述记载相符，可以相互印证。关于帝舜葬地的记载，还见于《尚书》、《国语》、《山海经》、《礼记》、《淮南子》、《吕氏春秋》、《帝王世纪》等古代典籍。

　　苍梧之地望，学界尚无定论；而零陵九疑，在今永州市潇水源头的九疑山无疑。为何传说舜葬九疑山，而不是南岭其它高山峻岭?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先秦时期，九疑山及潇水上游地区是开发比较早的，人类活动已经较多涉足，同时对这一带地理格局有所了解。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教授对马王堆出的《地形图》中标示的营浦、舂陵、泠道、南平、齿乞道、桃阳、观阳、桂阳等8个县治进行了考证，他认定图中八县均为秦始皇时期所置，其中，泠道、南平、龅道隶属长沙国，县治均在今蓝山县境内，齿乞道县在九疑山东麓，辖今蓝山县所城、荆竹、大桥、紫良、大麻等乡镇一带山区，而过去这一带被称为舜乡，也就是说，早在先秦时期，在舜帝葬地的潇水源头一带就已经有先人在此活动居住了。也许就在此时，古人已经认识到湘江的源头所在，舜帝葬到地处湘江源头的九疑山，取源远流长之意。舜葬九疑之后，九疑山变得更加有名，去往九疑山的交通路线更熟为人知，对区域的开发利用更多，也促进了对区域地理格局的认识。

　　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地形图》和《驻军图》两幅书帛地图于公元前168年随墓主下葬，这两幅地图的制作年代，则更应在此之前，略早于西汉初发兵平南越。而图中所描绘的地域，主要为今潇水流域，北至今湖南双牌县，南部包括萌渚岭、九疑山。据谭其骧先生的考证，此图内容详细而又准确，反映了西汉初年准确的测绘和高超的制图水平。如此准确的地图，当然是在对区域地理格局清楚认识的基础上完成的。但从图上也可以看出，对于潇水及主要支流水系的描绘十分准确，而对南岭山脉以南、以西的水系描绘则很粗略，甚至把连江的方向都画反了[5]。这反映了人们对于这一带地理格局的认知程度不一致，对于潇水流域的认知是比较清晰的。

　　(二)区域交通格局

　　远在先秦时期，岭南地区就有西殴、骆越民族生活在这里，他们与中原文化发生密切的联系，并且创造了自己璀璨的文化[6]。也就在这一时期，岭南与中原的交通已经存在了。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了楚怀王时代的《鄂君启金节》铭文，从铭文可得知当时湖南到岭南的三条主要交通路线：东线由武昌出发，经江西逾大庾岭入广东；中线由湘水至湖南衡阳，入湘江支流耒水过骑田岭、萌渚岭至广东连山；西线亦由湘水至湖南永州，到越城岭下[7-8]。这里的西线即是处于湘江上游地区的最早的交通线路之一。

　　先秦时期，在湘江上游地区，翻越南岭的交通线路主要有两条，相当于秦始皇发兵攻岭南百越诸族时所走的靠西边的两条。据《淮南子》记载，“(始皇)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9]。其中南野之界、余干之水在江西，镡城岭大约为现在的越城岭一带，九疑山则在今湖南蓝山和江华一带。镡城岭路相当于《鄂君启金节》铭文的西线，走向同于今湘桂铁路和322国道的路线，沿湘水上溯，至零陵转西南，穿过越城岭与海洋山之间的北东-南西向谷地，翻过位于兴安县附近的低缓分水岭，再转入漓水南下进入广西。后来秦代即在此道基础上修灵渠沟通了分水岭两侧的水系。九疑山路即今人所说的潇贺古道，也沿湘江上溯，从零陵分道向南，沿潇水上溯至湖南江永县，也翻过一段分水岭，入富川，再至贺县入岭南[10]，大约相当于今207国道的路线。《读史方與纪要》中所说的驰道该为这条道路：“驰道，(永州)府东(南)八十里。阔五丈余，类今之河道。《史记》秦始皇命天下修驰道，以备游幸，此其旧迹也”。

　　图 2 潇贺古道与越城领道(灵渠水道)走向

　　在灵渠修筑之前，跨越越城岭的湘桂交通路线应该与潇贺古道是同时存在的，虽然无法知道它们的确切开辟时间，但至少在战国，这两条交通线即已开通。据郭仁成考证[11]，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版图已延伸到南越，一处达广西全州以南地区，一处达道州以南的苍梧地区，而这两处正是楚越两条通道之所在，当时两条古道应该已经形成。

　　灵渠修筑之前，潇贺古道是最重要的翻越南岭进入广西地区的道路。水文和地貌特点方面，潇贺古道上的潇、贺二水水量丰富，通航条件较湘、漓为佳，而其分水岭地带，位于湖南江华县水口镇、小圩镇、大圩镇与广西贺州市的开山镇一带的平陆是连成一片的，地势平坦，曾昭璇等认为该平地实为贺江上源掠夺萌渚水上源的结果[12]。翻越分水岭从江华县水口镇到贺州市开山镇陆路不超过30公里，平坦又便利，有利于古人的行走和运输。宋人周去非在考证此道时曾如此述说：“及访其实，乃贺州实有桂岭县，正为入岭之驿。全桂之间，皆是平陆，初无所谓岭者，正秦汉用师南越所由之道。桂岭当在临贺，在全桂之间，实五岭之一途也”[13]。

　　从开辟时间看，潇贺古道要更早于越城岭路。罗康宁通过考察粤语方言的特点后得出，潇贺、大庾岭、灵渠三条古道汉语方言恰好跟汉民族共同语的一、二、三阶段相对应[14]。可见，潇贺古道的开辟要早于灵渠所在的越城岭路，它是先秦时期由中原地区进入岭南最早的道路之一。

　　秦凿灵渠，正是在原有交通线的基础上，打穿湘水和漓江之间的分水岭，从而实现水路贯穿全程。前面提到，与潇贺古道相比，越城岭路的开辟时间要晚许多。同样两条跨越南岭的湘桂交通线路，潇贺古道更加重要，通航条件更好，之间的陆路更平坦，因而对它的开发更深入，认知也更清楚。恰巧，在这一阶段，人们正确的认识了这一带的地理格局，能理清这一地区的水系格局，同时也正确的认识了湘江的源头所在。

　　三、灵渠修筑后区域交通格局的变化

　　秦代灵渠的修筑，打破了原来的区域地理格局，改变了原来的交通形势。湘江上游地区人类活动的重心由潇水流域转移到了海洋河、灵渠，新的区域地理格局孕育了新的思想观念，进而对湘江源头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

　　(一)灵渠的修筑

　　秦代对岭南地区的征服，受到当地越族的顽强抵抗，以至于秦军“三年不解甲驰驽”[9]。战争的长期性，使得五十万大军粮食物资的运输问题变得严峻起来。但跨越南岭并没有一条便捷的通道，都必须翻越一段或长或短的分水岭。而在中原地区运河系统已经比较发达，如鸿沟水系、邗沟等，沟通了江、河、淮、济诸水。在南岭地区，长江和珠江间还并没有联通，因而开凿一条人工运河，打通二江之间分水岭的想法便油然而生。

　　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在负责粮饷的使监官史禄肩上。其时跨越南岭山脉的陆路有前文提到的越城岭(镡城岭)道、潇贺古道、大庾岭道，它们都是此次行军的主要交通路线，也应该是史禄重点考察的路线。他带领工匠们进行实地考察，反复勘测地形，最后选择海洋河上游、在越城领道东南侧往北流联接湘水的海洋河，它与另一条向南流去联接漓水的始安水间最近处仅相距1500米，只隔一道分水岭，分水岭仅高20～30米，而两条河流的水位差只有6米。于是史禄决定在这里开凿一条人工运河。

　　这条运河巧妙的开南、北两渠分别联接海洋河和始安水，利用分水塘将海洋河分流，一部分水经北渠入湘水，另一部分水经南渠入始安水，从而打通了南岭山脉的分水岭，建成一条沟通岭南的连通水路，秦军的军需物资可以由此顺利地由湖南运往岭南地区[10]。

　　秦代修通灵渠后，这条水道成为沟通岭南、岭北最重要的通道，历代都对其进行维护和修缮[15]。《广西通志》载，“兴安有灵渠，汉唐历修之”[16]，据史料记载，先后曾有唐代2次(宝历元年、咸通九年)，北宋4次(太平兴国二年、庆历五年、皇佑元年、嘉佑四年)，南宋3次(绍兴二十九年、嘉道年间、绍熙五年)[10]，明代2次(洪武四年、洪武二十九年)[17]、清代1次(雍正八年)[18]对灵渠进行大修。其中唐代两次的修缮很有创举：宝历元年(825年)李渤设立斗门，大大增强了调节水流的功能；咸通九年，刺史鱼孟威以石为堤，然后“乃通巨舟” [17]。

　　灵渠修成后，历代记载中对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交通上，“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19]；经济上，“历秦汉暨唐而后制其大备，以迄于今公私蒙其利，盖千五百有余岁，其制之者渐也”[20]。《禹贡锥指》说它“或传自上古禹时褒斜二水相通之道，盖亦是人力所为”[21]。周去非在描述灵渠时说：“尝观禄之遗迹，窃叹始皇之猜忍，其余威能罔水行舟，万世之下乃赖之，岂唯始皇禄亦人杰矣，因名之灵渠”[22]，认为命名“灵渠”的原因来自始皇和史禄这二位人杰。

　　(二)区域交通格局的变化

　　灵渠水道贯通后，入岭南的船只可以从湘江直接驶入漓江，越城岭道的交通条件大为改善，于是这条道路迅速成为最重要的跨岭交通线。历代经此道往岭南的记载不绝于书，如《宋史》中载，“其(灵渠)初乃秦史禄所凿，以下兵于南越者。至汉，归义侯严出零陵离水，即此渠也。马伏波南征之师，镶道亦出于此”[23]。

　　秦汉以后，湘江上游地区跨越岭南的两条主要交通线路重要性迅速发生转变。潇贺古道仍旧溯潇水而上，翻桂岭再沿贺江而下，但它不如灵渠水路便利了。灵渠修成后，广西与北方的交通主要依靠这条灵渠水路，潇贺古道大约只限于军事，如宋代潘美平南汉、岳飞讨伐曹成，因潇贺古道较灵渠水路更加快捷[10]。

　　这条灵渠水道不仅是湖南地区入岭南的主要通道，有时也成为江西入广东的交通线。如《资治通鉴》记载，唐代安南叛乱，江西军粮亦经灵渠转运往广州：“时(咸通四年，公元863年)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岭南，江西、湖南馈运者皆泝(溯)湘江入澪(灵)渠、漓水”[24]。

　　灵渠水道修成后的两千多年间，一直是中原和岭南的交通大动脉，历史上对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发挥重要作用，其作用好比京广、湘桂两条入岭南的交通干线。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从而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联接起来，在当时是促进统一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战略工程。在以后成为一条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的坚强纽带。

　　四、区域交通格局的变化与湘江源头的认知变化

　　秦汉之后，灵渠水道迅速成为湘江上游地区赴岭南的最重要交通线，人们对于这条道路及其临近的地理要素也认识更多。秦汉时期是地理知识集大成的年代，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展，人类开发的地域推进，由此也积累了更多的地理知识。由于水系与社会生产、生活关系比较密切，很为人们所重视，地理文献中对于水系的记载逐渐增多。早期的文献注重记载河流的源头，这也刚好给我们进行湘江源头研究提供了文献参考。

　　《汉书·地理志》第一次提出湘水上游在海洋河：“零陵，阳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酃入江，过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后汉书·郡国志》提出湘江发源于阳朔山：“零陵阳朔山，湘水出”。北魏郦道元认为“阳海山”即“阳朔山”，两者指的是同一个地方[25]。顾祖禹在《读史方與纪要》中解释说：“海阳山，在(兴安)县南九十里，西南去灵川县九十里，……本名阳海山，俗曰海阳”[26]。据此可知，《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所说的湘江发源地，应该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境内的海洋山附近。

　　《汉书》成书于东汉初年，此时距离灵渠修筑已经两百多年，跨岭南的交通早已以灵渠水路为主。若没有看到其他文献记载，著述者在认定湘江源头时，很容易指定为一条比较熟悉的水道。事实上，湘江上游的另一条水道灌江比海洋河更长，但是海洋河处在交通干道上，更容易被认定为源头，更不用说远在几百里外鲜为人知的潇水了。因此汉代成书的各种文献中，湘江的源头被指定为海洋河。

　　随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不仅肯定了《汉书·地理志》中湘江发源海洋山的说法，而且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湘、漓二水同源的说法：“阳海山，即阳朔山也，……，湘、漓同源，分为二水，南为漓水，北则湘川。”湘、漓同源，正是人们改造自然面貌的结果，与灵渠的修筑有关。灵渠水道不仅沟通了湘江和漓水，改变了跨岭交通格局，而且也从另一方面形成和强化了人们关于湘江发源于海洋山的错误认识。

　　自《水经注》提出湘、漓同源，共同发源于海洋山以后，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方舆胜览》，明代的《读史方舆纪要》和清代的《大清一统志》等古代地理典籍，对于湘江的源头，均采用了与《水经注》几乎完全一致的说法。于是，由于秦代以后入岭南交通以灵渠水道为主，湘江、漓江同源于今广西境内的海洋山，成为一种经典说法，一直流传到今天，从来没有人对此质疑过。

　　其实，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是正确地记载了湘江源头的所在地。可惜，这种正确的认识并没有引起重视，也未能为汉代之后学者所沿袭。历史上为《山海经》做注的学者很多，著名的有郭璞、郝懿行、袁珂、吴任臣等。但他们深受灵渠交通格局的影响，在谈到湘水源头时，竟然都不顾《山海经》的原意，径直采用了《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的说法，将“西环之”水，硬是比附为“阳海山”附近的“海洋河”。

　　五、结语

　　先秦时期，湘江上游存在两条主要的跨岭交通路线，一条为潇贺古道，溯潇水而上，跨越桂岭，再沿贺水而下至岭南；另一条为越城岭道，溯海洋河而上，翻过越城岭，再沿漓水至桂林。潇贺古道由于航运条件更好、分水岭段陆路更平坦，是跨越南岭的主要交通线路。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正确记载了湘江源头是潇贺古道所在的潇水。

　　灵渠的修筑改变了湘江上游湘、桂间交通格局，也改变了人们对湘江源头的认知。秦代为平南越而修筑灵渠，导致灵渠水路成为跨南岭最重要的交通线。汉代以后，人们错误的认为湘江源头在灵渠附近的海洋河，并且历代沿袭。

　　湘江上游地域开发和交通格局的变化影响了湘江源头的认知，同时湘江源头的认知过程也反映了区域交通格局的变化过程。放眼中国古代对其他河流的认识，可发现历史上对长江源头、黄河源头、嘉陵江源头等的认知过程，也都存在随地域开发和交通格局变化而逐步认知的过程。对于江河源流的认知与地域开发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