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不为”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十八大以来有些领导干部出现“怕”“躲”“靠”等错误思想，怕工作失误担风险，为求平安不敢担责、不作为，明哲保身等现象比比皆是。比如，一些地方土地闲置问题严重；一些地方大量财政资金沉淀，趴在账户上“呼呼大睡”；群众反映一些地方政府“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但事也不办了”。2014年至2015年底，国务院督查组对中央重大项目落实、重要部署落地情况进行的两次大督查发现：土地闲置、资金沉淀、保障房空置、棚改水利建设迟缓、重大项目“落地”持续“拖延”等懒政怠政问题突出。据报道，仅2009至2013年，全国已供建设用地中，闲置土地105万亩；193个项目进度明显滞后，20多个省份及部门资金沉淀564亿元。而这一现象在前几年则是少有的。

　　要求开拓进取，有所作为，有人就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甚至有人借机中饱私囊、贪污腐化。要求干部廉洁从政，有人就抱怨为官不易，因而“为官不为”。更有甚者把上述现象归结为“水至清则无鱼”，认为干净和干事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冲突。干净干事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怎样成为既干事又干净、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

　　干净是政府公务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操守，是一种物质上的不惑、不贪，表现为洁净、纯洁；在品德上是清廉、清风，表现为廉洁、廉政。干事是一种工作态度、职业追求，在其位谋其政，勤恳、为民、务实。干净是前提、基础、人格。干净是干事的保证，干事是干净的目的。不干事、乱干事、蛮干事是失职、渎职，应该坚决摒弃。不干净就干不成事，干不好事，干事越多，越偏离正确的轨道，不仅无功反而有过，必须坚决纠正。干净是廉政，干事是勤政。干净与干事辩证统一，相互促进，任何把干净、干事割裂开的做法都是错误的。领导干部要做干净与干事统一的践行者。一方面，必须干净用权、正确用权，做到公款姓公、公权为民。另一方面，坚持为官要有为，不为别为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干干净净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对于领导干部权责不明晰、关键性制度缺失等问题，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厘清权力边界，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对于大部分基层领导干部晋升空间有限、物质激励不足等问题，要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务员晋升和激励机制，让能者上庸者下。对于部分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缺失，缺少担当精神等思想方面问题，要加强党纪党规党性教育，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增强精神激励和心理疏导，全面提升领导干部的政德水平和理论素养。

　　健全制度，加强对公权力监督。一是加强顶层制度设计，管住“任性”的权力。“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织密制度的笼子，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的制约监督，进一步完善细化公职人员选拔任用、廉洁自律、绩效评价，惩治贪腐等制度。比如，加快反腐败法、财产申报法等法律制定，增强法规制度对惩贪拒腐的刚性约束。二是完善“权力清单”制度。“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授权必须为”。依照权力清单履职，把握好用权的尺度和边界。不推诿扯皮，拒做贪官、庸官、懒官、太平官。三是完善民主决策制度。群众是最好的老师，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策于民，使各项决策更加科学、规范、高效。做到民主决策、科学领导、开诚布公、善于纳谏。四是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制定监督法，通过舆论监督、网络监督、审计监督、群众监督、社会监督等形式加强公权力监督。加快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让一切公权力运行在阳光下。五是构建新型健康的政商关系。“仕不可多交”，党员干部要慎重交友，干净交友，净化个人生活圈，防止利益输送，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依据法律确定人们经济交往关系的基本框架和底线，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让“永不行贿”成为企业家应有的商道精神，“永不受贿”成为政府官员必守的政治伦理追求。

　　推行绩效考核，完善廉洁从政的激励机制。一是健全完善政府绩效考核制、失职追究制、引咎辞职制等廉洁从政的制度机制。制定公职人员绩效考核办法，加大对懒政、怠政的治理力度，做到在位就要在状态，为官必须敢担当。不愿担责任，就不该当党员；不敢担责任，就不配当领导；不会担责任，就不能当干部。如辽宁省出台《党政领导干部不作为不担当问责办法(试行)》，明确了对领导干部8种不作为、7种不担当行为的追责办法，加大对懒政、怠政的问责力度。2015年下半年，国务院第二次大督查问责启动，共24个省、区、市的249人因懒政、怠政等问题被问责。二是探索适合国情的公务员激励机制。修订完善公务员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党员干部予以褒奖，实现能者上庸者下，不让老实人吃亏。参照国际惯例，在物质方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随时衡量、调整公务员的物质待遇水平；探索公务员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拓宽其晋升发展空间。对于一些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党员干部，党组织要从物质、感情上主动关心帮助，让其无后顾之忧。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