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日之间发生两件的大事。一是“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中日之间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此后，东三省的领土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对东三省实行了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中国东北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9月18日，被定为“中国国耻日”。二是“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策动卢沟桥事变，进攻宛平城，中国驻军奋起反抗，从此揭开全国抗日的序幕。这两件大事让所有中国人均刻骨铭心。

　　1943年，我初中毕业。从长辈口中得知，我邑抗日名将彭璧生率国民党四十九师全体将士驻防贵州省安顺市。彭璧生将军是我的姨表兄弟。于是，我决定到安顺投靠表兄。表兄把我安排到军需处计算股任文书。事情凑巧，是年8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在贵阳招生。我征得表兄的同意后，便和师部的随从官姚奠苓、参谋处参谋来到贵阳报考，我三人均被择优录取。在军校我接受了一年半的军事训练后，由于表兄提携，我被安排到军令部谍报参谋班，当天就坐车来到了重庆磁器厂。在厂后第二天，所有官兵都集中在厂内大礼堂开会。主持大会的是特务头子戴笠，戴笠操作浙江口音在主席台训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说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我想：“戴笠是军统局局长，我们毕业后，岂不都是干特务工作了吗?虽心里不情愿，但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散会后，我回到寝室蒙头大睡。不久，我被安排在查缉人员干部训练班(简称查干班)。到了查干班，我的心才安定下来。开始，发了一本查缉手册，主要内容是当地查缉所查缉走私和漏税的工作。

　　1945年10月，我被分配到贵州开阳县税整团第二排任排长，这时我们的任务是配合开阳县查缉所，维护治安、查缉有无走私和漏税。次年2月，我团奉命撤销，改编为警卫连(连长皮晋、我任连副)。我连被分配到开县元永井场和黑井场，我连除第一排到元永井场外，皮晋连长带着其它人到黑井场工作。我们的任务是维护黑井场的治安，监督全场各灶户的生产；查有无走私和漏税，有无与奸商同流合污的走私漏税的事件。因此我每天都安排一个班不分昼夜地在场内外巡察。是年8月，我想自己军校毕业(当时可算是有文化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无前途可言，于是打了辞职报告，来到昆明找表兄。到了昆明市表兄部队已经开拨了没有找着他。于是终日东奔西走，人地生疏，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有一天，我来到一条巷子，发现了军校的老同学也在巷子上经过，我迅速地跑过去和他握手，当时他就把我拉到他家。在彼此寒喧后，我道明来意，他对我表示支持。他说：“你有志气，有进取心，我介绍你到昆明驻防的五十三军驻地去，你拿着我的介绍信去找我在政治部工作上司谢主任，他一定会安排你的”。当天下午，我就坐上车到了53军政治部并找到了谢主任。我把来意向他讲清后，他高兴地表示：“欢迎我的到来。他说，53军已接到上峰命令，要把军队开到越南河内。我现就下文，让你到我军某连任上尉连指导员(连长曲恒)，你回去后，把行李带好就转来禄牛，好吗?”当时我由禄牛坐车到元永井把行李带好，又坐车回到禄牛，找到曲恒连长。初次见面，他表示欢迎。第二天，全军开始出发了，经过五天徒步行军到达昆明，再由昆明徒步一个星期后到达了越南，到河内驻扎两个月。1947年1月，我军奉调回国。我部由越南徒步走到广西凭祥市，改坐火车一直到广东九龙半岛，随即坐上军舰，军舰走了七天七夜后，到了河北秦皇岛，后又坐火车到了天津，再由天津转坐火车到了沈阳市帮助国民党打内战。1947年4月锦州失守，我军进退两难。是年6月，我军向林彪部投诚了。第三天林彪率部开进沈阳市，第四天，投诚官兵除军部首长以上官员留下外，其余人员一律调城外住驻扎。我们在招待所时，每天都由解放军干部找谈话，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每日两餐都由解放军的干部带到饭店去吃的。由此可见，共产党对起义投诚人员是特别优待的，在招待所七天后，我们都集中到沈阳东方大戏院听候解放军方政委的训话。方政委训话分为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国际形势。我国在政治上，国际地位逐步提高，国际威望日益增强；经济上，我国经济正在逐渐复苏，许多国家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他们都支持我国发展经济。第二，国内形势。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全国人民一致拥护共产党。老百姓都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日益强大，中国末解放地区的大部分军队和人民，也都盼望着共产党的到来，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第三，你们今后的出路。你们被释放回家后，必须遵守纪律。进了山海关，有你们的自由，就由你们自己选择。进关时间需要八天徒步，解放军发给我们16元的伙食费，每日两餐，每餐一元。在行军途中，一到村庄，都有吃的东西，以吃饱为止，只交出一元伙食费。天黑了进了村庄，就由民兵带到指定地方安睡。我们都感到共产党对释放人员的优待，我对共产党是崇拜的，是拥护的。到了山海关，早有一俩火车在铁路上候着，我们就坐上火车到了天津，再坐船到南京。在南京，我一生最遗憾的事发生了，在南京收容所洗澡时，不慎把释放时发给的一本起义人员释放证洗成一团，使我的心感到十分焦泪，只能自己责备自己。回家后因无证，连起义投诚人员也末落实。

　　回家心切，只好到车站买至郴州的火车票。2天后，我由郴州坐汽车回到了蓝山。我回到家里与父亲、婶母、弟妹团圆，当时大家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呀!

　　1947年，我已经28岁了，由于军旅生活所迫，至今还没有结婚。邓老回到家看到父母年老体衰，弟妹还小时，不忍心再外出闯荡。只好安心在家从事农事，侍奉双老。1948年，我结了婚，并分了家。父亲分给我正房一间半、伙房半间，水田三亩、旱田2亩，谷子三担，这样我更安心地在家从事农活了。此后，我很快就学会了犁耙，把分给我的5亩田，于10月底前就做好第一道犁耙。以后的工作就一边做一边学了。我把分到沙地种上蔬菜，黄泥土种上粗食。竖年2月，我又把第二道犁耙做好，到了三月底就插上禾苗。由于自己虚心向老农学习，认真地做好田间管理。到了六月里，田里的谷子得到大丰收。五亩田共收到二十担干谷，除交公粮和还债外，余下的谷子也吃不完。

　　1950年至1958年，国家涉农政策是生产组分低级社和高级社，它们都是以生产组为单位的，按男女劳力评定底分，男劳力每日10分，女劳力每日7分。以后每日就按底分记分，由生产组记工员逐日登记，由会计每月核算到个人，年终统一核算到户。在生产组的几年时间里，由生产队长组织，每年在10月底以前就把全组的水田全部地做好第一道犁耙、将土里红薯及其他作物收回。其余时间生产队长带着一部份劳力到供销社出货，挑脚，找点过年钱。我们上至所城、大麻，下至新圩、太坪、塘村，每日都是去一担回一担，起早摸黑，虽然辛苦，心里都是快乐的。

　　1950年至1951年，全国进行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将农民划分为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共计二十一种人，由于我家田土较多，加上我曾在国民党部队干过，我父被划为地主分子。第二天，我家被没收正房壹间半、猪房一间，水田13亩。当时我也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1958年成立公共食堂，全大队集体出工，集体开餐；1961年公共食堂被取消，各组分田到户；1969年，不幸运的事再次降临到我头上。当年我村与牛路脚村，为争田一事，发生了宗派械斗，后由解放军制止。此时有人污告：“说这次械斗是以我为首挑起的，于是，他们就把我送到县纠查队反省”。在纠察队里，县公安局局长刘圣安和古城公社盘主任多次找我谈话，要我把情况交待清楚，并且他们将我的谈话都一一作了记录，不日就把我放回家。谁知在宣判那天，我被押到审判台下，判了我五年有期徒刑。1970年被我押送到岳阳建新农场劳动改造。到农场后，我被分到第六大队第一中队。大队有三个中队，第三中队是种菜养猪和培育果树；第一、第二中队是耕田种地；当时我是在第一中队，中队有200亩水田，一年插禾两季，都由梨田组负责做好两季的犁耙和田里的一切杂事。1973年我被调到农药组，中队有200亩棉花地，在农药组我负责配药。全组有13个人，共有12部喷雾器和12担尿桶，农药服(上衣连裤)各两套，手套和肥皂若干。出工时每人穿上农药服、挑起喷雾器、尿桶。我挑起当天喷的农药和工具。我组的工地旁有一条大水沟，水沟两边都是坚固的大堤，每隔五公尺就设有码头(以便于灌水)。到了工地，我就把当天上午应分每人的棉花地插好牌子。各人把尿桶放在自己分的棉花地的码头堤上，我迅速地把各个尿桶灌满水，把当天应配的农药搅匀后，就由各人上水到自己的喷雾器里，按操作规程打药。这样周而复始的工作，半天时间就能完成任务。我把牌子收回，各人把喷雾器洗干净后，由我集合，整齐地带回入监。10月，棉花树上结满了桃，此时对棉花停止打药。11月中旬，我们的工作就开始摘棉花，就一边晒一边摘。下雨天和下雪时不能出工，全队都坐在床上选棉花。

　　我的工作都是负责配药，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过细地做工作，要过细，粗枝大叶不利，粗枝大叶，往往搞错。”因此我在劳动改造中，都不忘记他老人家的教导，全心全意地改造思想。年终时，棉花获得了大丰收。在光荣榜上也有了我的名字，心里乐滋滋的。

　　1974年，继续由我担任配药员。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认真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我每天完成后又顺利回到了监房，在工作中，不折不扣地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和管教干部、农业技术员的指示，以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态度，全心全意地把今年的配药工作做好，有始有终地完成政府交给我的任务。在年终时，光荣榜上又登上了我的名字。毛主席教导说：“只要改恶从善，就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

　　1974年8月5日晚饭过后，我在池塘洗脸，突然听到学习组长在监房里喊我，“邓振中你满刑了，马上把行李带好到大队部集合”。到了大队部由干部送到农场场部，和场部满刑的十多个人做了几天的劳动后，我们郴州有6人，由一位干部护送到郴州后，干部要我一人住在郴州旅社。干部带着其余5个人分别送到各县来接送干部的手中。第二天，我就坐上开往蓝山的汽车，是日中午，到达蓝山县公安局。劳改农场干部把我的档案交给县公安局后，就返回了岳阳。公安局的干部叫我回到公社，公社干部给了我一张条子，我就迅速赶回家里与亲人团聚。

　　1979年，大队支部书记邓先品送来一张“纠正错戴”的通知书，里面写道：“洪田大队第三生产队邓先寿你原被‘戴为地主分子帽子’，根据党的政策，属于错戴，决定给予纠正。蓝山县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五日”。

　　建国后，我国经过毛、邓、江三代领导人的精心治理，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康。特别是在胡锦涛主席领导下，取消历史以来农民上交国家的农业税，又由国家补助成立农村合作医疗中心，全国60岁以上的农民得到低保救助。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以前，我在政治上受到的压力、经济上蒙受了损失、家庭生活上带来了痛苦，身体上挨受的摧残这是许多人无法理解的。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是不能追回的。今天我只有向全国人民祈富，愿国家更加强大，人民过上好日子。(邓振中述 雷统六整理)